【編者按】科教興國,在全球科技創新的新時代,香港科研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,發揮愈見重要的影響力。20年前,香港首次獲納入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,多所大學的團隊先後得到國家科技部認可,獲得「國家重點」資格,於不同科研領域成立頂尖實驗室,貢獻卓越研究成果。而為配合國家整體發展規劃,過去一年多香港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已成功重組為15個全國重點實驗室,並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以新名義運作。
香港文匯報今日起推出系列報道,引領讀者走進本港多所重組及新建的全國重點實驗室,了解香港科學家的科創探究歷程和攻克目標,以及如何為解決國家重大需求提供科學支撐,於國家朝着科技強國的路上貢獻香港力量;以科研為綱,讓創新啟航。
(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)傳染病是人類健康的重大挑戰,特別是新發未知或變異的病原體,更對大眾生命健康構成嚴重威脅。自沙士後醞釀、2005年正式成立的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全國重點實驗室,是本港歷來第一所國家級的重點實驗室,其團隊一直以科研領軍,支援香港及國家應對一次又一次的疫情衝擊。實驗室主任袁國勇、副主任陳鴻霖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訪問,分享這些年來藉科學抗疫的感悟與啟示。袁國勇強調,面對不知何時再次襲來的新發傳染病,各地社會都應扭轉「疫情來時突擊投入,疫情過後束之高閣」的被動模式,建立「平時如戰時」的防控意識;至於香港則迫切需要加強科研投入,做好技術儲備和生物醫藥產業化,才能鞏固抗疫的戰略防線。
新冠疫情爆發已是5年前的事,作為全球逾7.7億人感染、700萬人死亡、史上規模最大的流行病,縱使人類社會已從疫情的慘痛教訓中復常,惟對科學家來說,其帶來的警示仍歷歷在目。
在這場疫戰中,袁國勇率領港大團隊貢獻多項病毒科研重要成果,廣受全球重視,包括在P3實驗室成功分離出SARS-CoV-2 Omicron變異株,為滅活全病毒疫苗的研發奠基;又透過類器官模型,證實病毒於蝙蝠以及人類腸道中都能持續複製,為揭示病毒的傳播鏈提供了堅實的科學證據。
嘆各地「疫來砸錢,疫後懶理」
如今疫後復常已久,讓袁國勇深有感觸的,是各地防疫投入也已「復常」至低水平。他強調,傳染病防控的黃金標準在於源頭治理,惟實際上世界各地都慣常「疫情來時砸錢,疫情過後忽視」,以其實驗室為例,資源只有其他同類實驗室約十分之一。他認為,需要改變既有被動思維,更主動持續地維持對疫情防控的關注,才能有效構建可適應不同傳播途徑的綜合防疫體系。
袁國勇表示,香港在常規傳染病防控已漸臻完善,當前最迫切的是加強科研投入。「唯有扎實研究才能精準預警和防控,比如將N95口罩保質期從3年至5年延至30年,開發能同時檢測40到50種病原體的快速診斷技術。只有這樣,下次疫情來襲時才能從源頭阻斷,實現不封城、不停市、不停工、不停學的常態化防控。沒有這些技術儲備,我們拿什麼應對?」
噴鼻式疫苗已成全球研發重要方向
他續指,在疫情間歇期,實驗室可將技術應用於季節性流感等常規呼吸道疾病防控,並將防疫技術產業化,既能保持科研延續性,又能在一旦出現新發疫情時快速回應。
他舉例,實驗室和InnoHK旗下的病毒與疫苗研究中心,早前便利用鼻噴流感病毒載體疫苗技術平台,快速開發了針對H5N1禽流感病毒鼻噴疫苗。動物實驗模型顯示,該疫苗安全性高,能誘導包括中和抗體、T細胞免疫和呼吸道黏膜免疫在內的多重保護,更重要的是只需單次接種即可形成持久免疫記憶。這種形式的技術體系,有望能因應不同的病原體作快速轉化,可望在未來疫情防控中發揮關鍵作用。
陳鴻霖補充,噴鼻式疫苗研發已成為全球呼吸道疫苗領域的重要方向。他解釋,人體免疫系統中,呼吸道與腸道具有相互聯通的特性,噴鼻式疫苗不僅能提升呼吸道免疫力,還可間接促進腸道健康。這種非侵入性接種方式對兒童和長者等易感人群尤為友好,預防效果更為顯著。若能廣泛應用,不僅可降低長者感染風險,減少就診次數,更能有效緩解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。
實驗室正探索AI防疫應用
二人又提到,實驗室亦正積極探索人工智能(AI)技術在疫情早期預警和研發中的應用。過去的沙士和新冠疫情,均有於新聞或社交媒體出現初期警訊,包括醫護人員及健康人群的重症呼吸道病例報告,研究團隊希望,藉AI高效處理和捕捉這些「軟情報」,從海量公開數據中精準捕捉疫情早期信號,透過構建完善的技術儲備體系,為國家築牢防疫屏障,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全球疫情挑戰。
實驗室曾資金斷檔 戰疫初心從未動搖
疾病防控是守護人民健康、保障公共衞生安全、維繫經濟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。作為首批在內地境外設立的國家級重點實驗室,港大新發傳染性疾病全國重點實驗室蘊含深遠考量。袁國勇憶述,在1997年禽流感及2003年沙士,港大均在突發疫情中展現科研實力;針對傳染病防控議題愈趨複雜,國家敏銳洞察香港「南大門」角色,在生物安全領域具戰略支點作用,確信香港能為國家公共衞生體系作出獨特貢獻,這正是20年前實驗室落戶的深層原因。這些年間作為國家防疫前沿,他形容:「我們『攻克新發傳染性疾病』的初心,從未動搖。」
陳鴻霖則直言,實驗室團隊一路走來並非坦途,過去曾面臨科研資金斷檔的困境,只能各自申請不同基金頑強堅持。幸而特區政府推動經濟轉型,後更大幅提升對創科投入,他表示,團隊後續通過政府和各機構支持,得以順暢運作,當中的生物安全三級(P3)實驗室等重點設施,更幫助他們戰勝了多場傳染病戰役。
陳鴻霖又提到,新冠疫情後國家高度重視生物安全建設,香港於疫情監測與防控中發揮關鍵屏障作用,此次實驗室改組成「全國重點」,既是對團隊的肯定,更賦予了港大新的時代使命,「我們培養了數百名具備P3實驗室操作經驗的專業人才,建立了完善管理制度,積累豐富的國際化經驗,這些優勢將在國家生物安全體系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。」
袁陳組「黃金搭檔」 願「一起做到退休」
袁國勇是全球頂尖的傳染病科學家,但回望科研征程,他直言曾面對諸多質疑與批評,團隊探索之路可算是「一步一艱辛」,他最慶幸有「黃金搭檔」陳鴻霖陪伴,兩人一路披荊斬棘,互相成就。陳鴻霖亦感恩科研路上可與袁國勇同行,「每個難關我們都互相支撐。幾十年下來,都快到退休的年齡,我們已經打算一起做到退休。」
早在1997年,袁國勇團隊已率先以快速核酸測試檢測H5N1禽流感病毒,卻遭學界質疑,「當時很多人認為必須用細胞培養分離病毒才可靠,我們的方法被批評是戇居」,但時間證明,這項創新技術最終成為全球流感監測的標準方法。
而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,袁國勇發現首個家庭染疫群組,率先提出「全民戴口罩」建議,卻被批評沒有「科學依據」,「我們後來以倉鼠實驗證明,口罩確實能阻斷病毒傳播,才成功推動防疫措施實行。」
他形容,幾乎每一次突破都伴隨着爭議,「作為科學家,好奇心驅使我們尋根究底。面對壓力,支撐我們走下去的,是我們知道如能找出最終答案,就能救到好多人,幫到好多人。」
袁國勇與陳鴻霖,一個是臨床醫生,一個做基礎研究,兩人每當靈感迸發即互通消息討論,發揮協同效應。袁國勇說,清楚記得新冠疫情來襲時,是2019年12月30日他生日當天,收到陳鴻霖來電,提到「情況不妥,好像有事發生」,「我便立刻和內地學者通話,知道了武漢的緊急情況。」而當時陳鴻霖正在機場準備到美國陪伴兒子做手術,但獲悉武漢情況後,立刻就和袁國勇進入作戰狀態。
陳鴻霖憶述:「從那天起,我們團隊就進入全天候研究狀態,沒日沒夜地嘗試分離病毒株,要打贏這場抗疫戰爭。袁教授甚至在辦公室放置帆布床徹夜工作。」在資源短缺情況下,袁國勇的團隊工作時間無限拉長,每日要工作近16小時,幾乎沒有休息空間。
河套「一區兩園」助港突破瓶頸吸才
繼芯片後,生物醫藥被視為全球科技版圖的另一戰略競爭領域,國家近年在包括基因研究、疫苗、創新醫藥療法等方面實現跨越式發展,並正批量進軍國際市場;香港如何憑藉高水平的生物醫藥科研發揮應有影響力,值得深思。袁國勇指,過去香港欠缺生物醫藥產業化的條件,致令其團隊的新型噴鼻式新冠疫苗亦失去市場先機,但隨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「一區兩園」規劃,讓內地生產審批便捷流通,香港亦更能發揮「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」的獨特優勢,為突破產業瓶頸帶來新希望。
袁國勇早在2004年已提出香港應建立本土疫苗生產基地,及至新冠疫情期間,其團隊在2020年初已成功研發疫苗種子株,但因本地缺乏生產設施,送往內地量產時跨境樣本運輸及臨床審批耗時,影響推出巿場的進度,「當港產疫苗終於面世,全球市場早已飽和,我們的新型噴鼻式疫苗也失去了先機……」
陳鴻霖表示,涉微生物學和傳染病的研究,審批流程較複雜,但當河套香港園區落實運作,經備案的香港科研機構及企業可在保障安全前提下,將可實現科研資料跨境便捷流通,免除常規審批繁瑣程序,大幅提升兩地機構對接效率。
他又強調,對香港生物醫藥來說,最欠缺的是具備產業化經驗的下游專業人才,「我們不僅要發論文,更要打造完整的產業鏈」,國家龐大人才儲備和市場規模,加上河套區優勢,若能在該處設立研究基地,將有助吸引更多人才,加速科研成果轉化,將生物醫藥打造成為香港的新興支柱產業。「我們要讓國際社會看到,河套區不僅是生物醫藥的實驗室,其背後是國家龐大的產業鏈支持;於香港這個國際城市能實現科研一條龍,國際高端人才自然會源源不斷而來。」